我的那些政治启蒙事件

北京驱赶“低端人口”成为我的一个拐点，其背后一系列事件的叠加推动了我的反思，这与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以往生活的轨迹密切相关。以下通过一些自认重要的个人经历和公共事件，聊一下我到底是如何从粉红开始转变的。

为什么他们不愿接近中国人？

初到日本，在学校里会接触到一些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裔。当我听到除了中国人之外还有其他人讲中文的时候，会很自然地产生亲近感，有时会去主动搭话，或在对方有困难时主动提供帮助。但是与我认为的亲近感不同的是，非但文化的相似性没有使我们成为朋友，甚至他们中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疏远中国人，这当时令我这个初到国外的留学生非常不解。

当时我并不明白，中国人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的亲近感不仅来自于语言和文化，更多是因为教育所形成的思维，是中国官方统战思维在教育中的延续。在官方层面，中国对待香港和台湾，在中国人眼中都是在给予他们特权，所以就自然觉得：我都对你这么好了，你总该有点回应吧？你总得认同一下我们同根同源吧？总不能比“外人”还不如吧？但实际上，你并没有关心对方是否需要这种所谓特权，你也不去关心对方的诉求是什么。

这种模式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脑子里，再从群体映射到个体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中国人对双方的差异毫不关心，更不会去在意对方的感受和想法，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因为我们都一样，所以我才对你友善，你也必须对我友善，你强调差异就是见外，你疏远我就是不知好歹。到头来，你越是想用“我们都一样”去试图拉近距离，对方就会用“我们不一样”的态度远离你。

但是当时的我仅仅意识到这些“同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天然亲近，我们之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相似，终究我们不一样。但是到底我们哪里不一样，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人群体敬而远之，当时的我并没有想清楚。

不讨厌中国人，但讨厌共产党

我记得有个香港同学，在提及香港人身份认同这个话题的时候，说到有香港人不认同中国的现象并非针对中国人，而是共产党。虽然因为某些小粉红和内地客的不文明行为等因素，让香港人非常反感进而导致对中国认同的疏离，这样的现象或许存在。但这句话在当时确实给了我不小的启发。

在中国的环境下，往往会刻意营造一种党和国家和人民是不需要分开看待的氛围（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当有反对中国政府的声音的时候，小粉红很自然的就会扣上“反华”和“辱华”的帽子。但是这位同学的一句话让我让我意识到，我就是我，我不必和这个党绑定在一起，也不必代表这个国家。

人死在天安门广场上和死在其他地方有区别吗？

那是我刚开始主动了解六四事件的时候。出于好奇，我点开YouTube想看看有什么“禁片”，当我点开一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才开始真正了解这段历史。不过那个时候虽然人在国外，但其实对外部世界的内容，特别是对“反华势力”的内容还是有一定戒心的，所以我一边提心吊胆地看，一边调整自己的认知失衡，从片中人物访谈和下面五毛评论中（当时我还不知道Youtube上有五毛）找一些比较考近我原本认知的东西。其中就有侯德健说他没有看见天安门军队射杀平民的一段影像。

后来，当我私下和一个同学说到六四事件的时候，提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旁边的另一个中国同学突然打断我，用质疑的语气说到：“你确定没有死人？”我连忙解释说是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人，但是其他地方有。他没有再跟我争论下去。直到我和另一个外国同学再次聊到这件事，他反问我：“死在天安门和死在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我无言以对。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必须诚实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对平民开枪杀人是不对的，不论人是不是死在天安门。死在其他地方并不代表开枪的人比较仁慈，也无法用军队情绪失控才开的枪这一借口去给决策者开脱罪责。镇压就是镇压，不存在仁慈的镇压。

当我有勇气诚实面对与自己曾经立场相悖的事实的时候，我就不会给自己设置什么障碍了，再也不用自我审查思想，再也不用各打五十大板来表现“理中客”。

大火之后与低端人口

早在在那场大火之前，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当时据传某大领导觉得北京太挤了，城市发展不能“摊大饼”，就定下了疏解低端产业（就是把他认为的低端产业扔到河北去），引进高端产业的方针。那时还是爱国青年的我听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真的是一边为党国升级转型设身处地地着想，一边隐隐约约感受到一丝恶意——因为低端产业的从业者几乎都是所谓外地人。而外地人和北京本地人的身份并不是因为你住的久了就能转换的，那一纸户口就决定了你的身份。

好吧好吧，既然你大领导心善，见不得北京城里有穷人，那就走吧。后来我也确实没有再回去北京生活。曾经你用高考和户籍制度排斥我，现在你再来个釜底抽薪，那我也就只能忍了。有些和我一样在北京长大的外地户口的同学，挤破脑袋也要考回北京或毕业回北京当北漂，我嘛，对不起，没那个毅力，也没那个能力，也没那个心气儿。中国这么大，没必要赖在你天子脚下，再说，世界那么大，我还想去看看。

本以为大善人们做的已经够绝的了——长期性制度排斥，强制性砸你饭碗，可是他们不要脸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想象。借着北京城中村的这场大火，我们的大善人们又开始担心你会被烧死，于是大冬天的把你窝给端了，这个窝，对于那些住地下室的人来说并不是比喻，那里暗无天日，和老鼠窝没有区别。就连这么卑微的生存，大善人们也不能忍。

这时候，我已经在日本了。我知道强制清理低端人口这件事，起初是通过异见艺术家华涌上传到YouTube上的一系列自拍影片《大火之后》，后来墙内媒体也开始有人转发相关文章。当然，这些负能量必须被删除。华涌这个制造负能量的敌对势力也必须被捕，后来他也确实被捕了，他还把被抓过程用视频录了下来。

这给我带来不小的震撼，我就想，这也没说什么，为什么抓他呢？这也没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连个讨论社会事件的文章都容不下呢？我记的我高中和大学头两年还能讨论讨论社会事件呢，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之前当境外敌对势力指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我还能反驳两句说中国还是有一定言论自由的，可现在呢？万物皆政治，并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喜欢把事情扯到政治上，而是当局把所有事情都当作政治风险来看，你想不讨论政治也不行，因为被消失的人和文章时时刻刻提醒着你，这就是政治，躲不掉。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开始领略官方对于言论窒息般的扼杀。

后来我时常在想，如果我还在北京，那年冬天我是不是也会被当成低端人口清出去？但事实上，我早就被一股隐形的力量清出去了，都没等到他来踹我门。后来再一想，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在这个城市当了十几年的低端人口。

红黄蓝幼儿园的真相黑洞

这件事和清理低端人口几乎是同时引爆舆论的。当时在网上传出家长反映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有家长爆出孩子被扎针，猥亵，喂食不明白色药片。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其中一个孩子对家长说：“幼儿园老师说，他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一直能伸到你的家里，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能知道。”之后又有消息爆出这件事与军队有关，而且还可能存在性侵行为。

然而，我越想知道真相，真相就离我越远，删帖封号越来越多。这件事和驱赶低端人口的事情叠加在一起，我再也无法为这种掩盖真相的行为辩解。从此开始，我理解了中国就是一个真相黑洞，领略到制造这个黑洞的标准流程——删帖、封号、抹黑当事人、转移注意力、嫁祸于境外敌对势力、官方通报盖棺定论。

你问我幼儿园里到底有没有军队参与的性侵，对不起，我不知道。但更可怕的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他们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判断的材料，任何质疑的话都会变成谣言。无论我们如何围观质疑，最终等来的只能是那个蓝底白字的官方通告。

从此之后我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哪怕半个标点符号。

中国大陆以外的人听起开可能觉得可笑，生长在“改革春风里”的我，从小就把言论自由挂在嘴边，虽然当时我并不理解其内涵；后来，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虽然我支持正能量舆论引导，但哪怕在大学的政治思想课上（这也是中国特色），我还坚持认为一些社会事件应该让公众知情，应该有充分的讨论。但自从这件事以后，我才发现我从来就没有过言论自由——让你说你才能说，不让你说你连一个字都发不出来，这不叫言论自由。我也彻底放弃了正能量引导下的宽松讨论氛围的这种幻想，明白了根本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就是没有，明白了言论自由不是一种开明政府统治恩赐下所产生的现象，而是一种不可被剥夺的权利。

说到底，走为上策

以上这一切，都是偶发的外部事件的影响，而对于从小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思想转变并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单个事件的刺激而改变，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会在用官方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事。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脱离那个环境——信息的翻墙和肉身的翻墙。这也是我能够发生转变的关键因素，就像脱离传销组织和邪教一样，远离了那个唯一的信息源和人身控制，自然也就比较容易转变。

但是有的人会说，不是还有很多海外的小粉红越出国越爱国吗？这就要说到环境之外的个人特质了。也就是说，粉红和粉红之间也有不同，有些粉红有一些可以导致“变异”的特质，比如善于钻研哪怕是错误的理论，再比如富有反抗精神，哪怕是用官方话语反抗，哪怕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反抗，还有就是保持开放心态，好奇心等等。这一部分就不展开说了，快要跑题了，就此打住。

生长在中国，变成小粉红是个大概率事件，而政治启蒙的过程，就是给自己补课的过程。不同的是，我们没有成文的公民教科书，我们的教科书都出自于那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

▲ 2017年冬，北京驱赶“低端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