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一周年・白罗斯的变化

战争没有胜利日，胜利日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憧憬。于乌克兰是如此，于我们都是如此。

牢狱之灾、道德负疚、亲友反目：白罗斯人被俄乌战争裹挟。

白罗斯虽然不是正面战场，但是在暴力机器的裹挟下，这里的人也被迫成为了“侵略者”。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罗斯人从来都不具有血缘上真正的分野，这里每个人几乎都有亲人在俄罗斯或在乌克兰，他们也随着战争的爆发被不同的宣传机器分配到了不同的位置上，亲友间的谈话一旦涉及战争，就变得小心翼翼。在所有对抗独裁的抵抗努力都无效之后，这片土地上反对战争的人或承受牢狱之灾、或背井离乡，或揹负着负疚继续在政治高压下努力维系着正常的生活……

2022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以后，白罗斯成为准战区，随时有可能正式派兵参战。在出发前，我还提着一颗心，在抵达明斯克的那一刻，反而感受到了放松。这里嗅不到任何战争的气息，2022年的深秋初冬时节，人们的日常生活照旧：工作日挤地铁上下班，周末蜂拥进商场，或坐在咖啡馆里谈笑。就像其他任意某个国家的任意某个城市一样。随后，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开始浮现出来：各种琐碎的生活细节，开始不断提醒我战争的存在。

从2020年总统选举以来，再到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白罗斯成为西方制裁的对象。欧美企业接连宣布退出俄白市场，店铺关门。超市进口食品区主要摆放的是俄罗斯货，少量仅剩的欧盟进口产品价格过高而无人问津。白罗斯的麦当劳拆掉了门口的金拱门招牌，换上“我们在营业”字样，依旧人满为患。没有招牌的快餐店，没有任何字样的空白包装，看上去十分诡异。由于关税差异，书店里大量的俄罗斯出版物比乌克兰和拉脱维亚进口书便宜得多，也更好卖。

制裁带来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白罗斯一所大学的海关事务专业教师告诉我，由于对各国海关关闭，海关部门用人需求骤减，大学相关专业招不到学生，相应的大学老师也面临被裁员。学术写作对眼前的战争最好闭口不谈，假装不存在，以免惹来麻烦。学术会议只讲所谓欧亚一体化。各类国际合作中断了，那就圈地自萌，举办各自俄白之间或者独联体国家内部的学术文体交流，增加贸易往来。大学里的留学生群体几乎只剩俄罗斯人、中国人和少量中亚人。在白罗斯我认识了很多俄罗斯人。他们连护照都不需要，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往返于两国之间。

再往后，我在这里听到了许多人的故事：有白罗斯人的，有乌克兰人的，有俄罗斯人的。情节和观点各异，但是都离不开这场战争。俄罗斯政治高层的三人决策小组轻率地决定了亿万人的命运。战争成了无数人生活的背景音。在白罗斯，令我尤其感到好奇的是，这些被迫成为“侵略者”的人们在想什么，他们怎么看待战争，怎么看待国家的今天和未来。抗争未果之后，政权稳定未被撼动的俄白两国，水面之下巨大的冰川是什么样的。听完这些故事，我的结论是：不直面战场，不意味着就能享有暂时的安宁。相反，这里的人们也是受害者。他们要承受的不止是新闻头条里所写的制裁和征兵这么简单，还有牢狱之灾、道德上的负疚、亲友反目、去留的抉择，以及一个每况愈下的国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尽自己所能，直面暴力的机器，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如今，这些勇敢者的声音已经逐渐消散。稳定之下，我感受到的社会氛围是悲观的，充满创痛。它像一股暗流，以几近无声的方式，在缓慢地涌动。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 2017年6月30日，白罗斯首都明斯克，市民在一个苏联时期的浮雕下走过。

俄乌白：他们是谁

从容貌上，你根本区分不出来这三个国家的人。因为本来就没有纯粹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罗斯人。也没人会说一个人是俄乌混血、俄白混血。后苏联空间里个人身份的边界性尤为突出。苏联时期大量的迁徙和通婚导致几乎所有人都有邻国的亲戚。判定一个人的民族属性既没有固定标准，也不会写在身份证上。人们往往以不同的理由自行决定自己的民族身份。有的人把自己的出生地作为自己的祖国，有的人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作为归属的对象。民族国家对大家来说都是晚近的新事物，是30多年来人们不同程度习得的东西，但某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已经事实上为人们所接受。民族认同的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格外具有后现代意味，斯大林提出的原生民族论在其诞生地反而最不靠谱——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想要并且拥有某个具有浪漫化色彩的祖国，那么它就是祖国无疑。在下文中，我所使用的所有族裔称谓，都依据受访者本人的身份认同。

Andrej和Nikita二人就是后苏联地区人口流动、身份混杂的典型例子。他们都来自俄乌边境地区的别尔哥罗德——这个边境城市集结了各种特殊背景的人。Andrej出生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在俄罗斯长大。在他心目中一直把乌克兰当作祖国。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两个城市隔着国境线相望，也许对于Andrej来说，这条国境线曾经只是一条可有可无的虚线，可以轻易地往返穿越。但如今这条边境承受着两国激烈的交战和轰炸，已经越来越成为分隔两个政治实体的坚固的边界。而Nikita是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俄族。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推翻总统巴基耶夫的革命，被称为既2005年郁金香革命以来的第二次革命。在国家暂时处于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吉尔吉斯南部城市奥什市发生了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之间的冲突。动乱风潮波及了当地的俄族。Nikita和家人因此离开了吉尔吉斯，来到俄罗斯的别尔哥罗德定居。

相比俄乌，白罗斯被称为是“去民族化的国家”，主要来源于卢卡申科本人给这个国家打造的一种民族建构模式。它建立在诸多苏联的历史符号基础之上，但没有包括语言在内的族裔特征。但白罗斯并不如人们臆想的那样像是苏联的活化石，这里早已脱离了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留下萎靡的市场经济，以及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苏联记忆只是一幅空壳，化作以“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共青团”命名的城市街道，以伟大卫国战争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和城市边缘成片的赫鲁晓夫式住宅楼。白罗斯是后苏联空间唯一还将十月革命节作为法定节日的国家。苏联时期的每年11月7日，人们会举着列宁像在街头举办节日游行。如今，市政府仍然如期为列宁像献上红色康乃馨，白罗斯共产党、亲总统社会组织和对苏联抱有怀旧情绪的人们也会加入集会中。但集会规模和节日气氛早已远不如当年，这个日子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理想也不再相关。人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阐释这个节日。2022年11月7日，在白罗斯政府大楼前的列宁像脚下，十月革命节集会散场的时候，一对年轻夫妇一边收起手中的白罗斯国旗，一边笑着对我说：“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想来表达一下白罗斯人是和平的民族！”一名当地大学生告诉我她选择在这一天好好睡个懒觉：“对我来说这纯粹是一个休息日。只有老一辈怀念苏联的人才会把它当节日过。”

在白罗斯，从官方文件到日常聊天都使用俄语。人们虽然懂白罗斯语，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能很好地掌握这门语言。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中，会将俄语词混进白罗斯语中，还会犯语法错误。中小学虽然开设白罗斯语课程，但是由于日常生活中没有机会使用，学生们对白罗斯语仍然感到陌生。强调民族语言问题的族裔民族主义在白罗斯往往和反对派运动联系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的反对派人民阵线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力主复兴白罗斯语言和文化，同时也着力于在“公开性”背景下揭露苏联时期白罗斯的民族创伤。但在第12届白罗斯最高委员会（1990-1995）的360个议席中，人民阵线只占25个议席。人民阵线领导人帕兹尼亚克在1994年总统选举中甚至没有进入第二轮。操俄语并重视对俄关系的卢卡申科成为首任白罗斯总统，并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日后白罗斯的民族建构选择。他甫一上台就发起全民公投，主要问题包括：是否支持俄语和白罗斯语享有同等地位，是否支持改变国旗和其他国家象征，是否支持和俄罗斯的经济一体化，结果都高票通过。这使得反对派的多年努力功亏一篑。而1991-1995年在人民阵线倡导下作为国旗的白-红-白旗此后为白罗斯政治反对派和反卢卡申科示威者所沿用。白-红-白旗自此成为白罗斯所禁止的符号，被官方称为是“纳粹主义的象征”。

▲ 2022年8月9日，波兰城市克拉科夫，示威者挥舞白罗斯人民共和国国旗、撕破象征牢狱的道具，声援在白罗斯被拘禁的政治犯。

卢卡申科任上启动了俄白两国一体化的进程。1996年建立俄白共同体，1997年签署了俄白联盟条约。虽然定调很高，但成果寥寥。普京对于俄白联盟国家设想的图景是白罗斯直接并入俄罗斯联邦，这时，卢卡申科就会跳出来强调白罗斯的独立性。对于卢卡申科来说，最不能放下的就是主权，因此一体化谈判陷入僵局。2018年，白罗斯驻华大使馆主页刊登了一则消息，对国名的中文翻译进行订正，指出Беларусь正确的翻译是“白罗斯”，而不是“白俄罗斯”。但是没有得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如今中方还是照旧在公开场合称“白俄罗斯”，白罗斯一边也没有坚持。就连白罗斯驻华使馆主页上，时不时还会出现“白俄罗斯”的字样。

如果你去问一个白罗斯人，他会告诉你：我们三个民族很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都很像，但我们不一样。我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豪。乌克兰人尤其希望强调本民族的独立性，尤其是摆脱俄罗斯在历史上到今天投射下的漫长阴影，这某种程度上关乎这场战争的根源。当代乌克兰的历史学研究从各个角度挖掘本民族的建国史，希望给国家破碎的历史增加一片拼图。这又让很多白罗斯人不能理解，不知道乌克兰人为何这么渴望挣脱某种束缚。他们觉得乌克兰在历史上从未独立过。

对于生活在俄乌白这片土地上的很多人而言，谁是“自己人”，谁是“外国人”，本来就有着特殊的标准。白罗斯的房屋中介跟我说，很多房东不愿意租房给外国人。我问，那如果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来租房呢？中介说，他们不算，他们是斯拉夫人。来到白罗斯交换的俄罗斯学生都向我表示来这里留学体验很好，融入当地毫不费力。除了货币不一样，和在俄罗斯简直没有太大差别。俄罗斯姑娘Masha告诉我，她们能和当地人坐在一起讲苏联笑话，要是换成西方人可能不仅无法理解，反而只会觉得鄙夷。“有的白罗斯人比我们还热爱俄罗斯和普京。”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说俄乌白是兄弟民族。但战争爆发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师Yulia在一次公开场合称乌克兰为兄弟民族，遭到了在场者的攻击。“以前都说我们是兄弟，现在连‘兄弟’都不能说了。”

一方面，应当尊重一个民族想要独立的愿望，以及已经独立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俄乌白三国又是如何以血缘联系在一起的。悖谬的是，一场以去纳粹化为名，强调乌克兰是小俄罗斯的战争，反倒给无数跨国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破碎的家庭如同俄乌白三国关系的隐喻。这样的故事，每个当地人都能讲出一个来。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形不止存在于这三个国家和这一场战争中。正如俄籍亚美尼亚族女孩Olia所说，“我爸爸是出生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这要他怎么选边站呢？”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来自人在白罗斯的俄罗斯大学生Nastia。我知道她家里在乌克兰有亲戚，就毫无意识地直接问她家里人怎样了，没想到触到了她的伤心事。战争在每个人心上划开了一道隐秘的伤痕，导致有时谈论都不那么容易。

Nastia的妈妈生于乌克兰，年轻时来到俄罗斯，并且成长为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Nastia在俄罗斯出生，父母离婚后，和母亲一起搬到了勘察加生活。我问她，妈妈是怎么决定自己是俄罗斯人的。Nastia说自己也不太清楚。据母亲的说法，似乎是随自己的父亲——Nastia的姥爷是俄罗斯人。但母亲家里的其他亲戚留在乌克兰。Nastia舅舅住在基辅，姥姥在伊万弗兰科，并且自我认同是乌克兰人。

2014年乌克兰爆发了尊严革命。Nastia和妈妈去乌克兰做客，妈妈和舅舅因为政治观点分歧吵了起来。舅舅支持推翻腐败而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指责俄罗斯夺走了克里米亚。后来姐弟俩平静下来，才说好了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不值得为了政治问题伤感情。据Nastia说，战争爆发以后，两人又在电话里吵起来了。舅舅指责妈妈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采访中，Nastia捧着茶杯，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我现在在笑不是因为轻松，而是我不知道应该作何反应。妈妈跟我说，她已经做好准备弟弟要和她断绝关系了。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可是一家人呀！”Nastia说姥姥现在身体不好，每天躺在床上。她应该也知道这一切，但从来不提。她看似冷静的讲述，令我心里一沉。

而白罗斯人Dasha同样拥有横跨俄乌白三国的家庭。她的家庭成员里有政见上从亲俄转向排俄的乌克兰人，有笃信普京的俄罗斯公民，她自己在白罗斯曾经参与过反对卢卡申科的抗争行动。而她的姥姥是那种典型的卢卡申科支持者——在苏联时是“既得利益者”，是党员和机关公共食堂的负责人，欣赏卢卡申科政策中的苏联色彩。“我跟姥姥谈不拢，她跟乌克兰那边的亲戚也谈不拢。我们家现在就这个乱糟糟的样子。”她一边讲，一边脸上露出了苦笑。

▲ 2017年7月4日，白罗斯首都明斯克，一名途人走进胜利广场地铁站，后面的建筑物挂起绿红色的官方白罗斯国旗，有别于象征抗争的白红色白罗斯人民共和国国旗。

从抗争到战争

由于反对卢卡申科连任第六届总统，质疑其迫害反对派以及选举舞弊，2020年在白罗斯总统大选前后爆发了反对总统卢卡申科的游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也出现了支持白罗斯示威者的公开活动。2020年夏天，我在乌克兰，看着基辅街头的游行队伍就像过节一样，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的主街道赫利夏蒂克大街。人们牵着白红相间的带子，组成人链，有说有笑。令人完全联想不到隔壁政治革命的紧张感，反倒有种2014年乌克兰尊严革命胜利的余温在。人群穿过马路的时候，车辆会不急不徐地停下来让路，有的司机还会鸣笛致意。乌克兰人说，希望白罗斯人能像他们在2014年那样成功。白罗斯这次以失败告终的革命经常被用于和乌克兰2013-2014年的尊严革命相比较。卢卡申科镇压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消息每天在乌克兰主流媒体和社交网站上接连爆出。在失败已成定局之前，乌克兰朋友Dima就对我预言了糟糕的结局。他摇着头对我说：白罗斯人还是不如乌克兰人脾气火爆。

白罗斯参与俄乌战争的根源就在于2020年的事件。2020年如此大规模的抗争使得卢卡申科政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尽管这不是白罗斯第一次反卢卡申科示威，也不是卢卡申科政权首次镇压行动。2006年总统选举期间爆发了被称为牛仔裤革命的政治运动，同样以失败告终。2020年，卢卡申科开始镇压示威者之后，受到了美欧猛烈的攻击和制裁。反对派领袖季汉诺夫斯卡娅及其竞选团队，以及众多异见人士选择了流亡，并得到了西方国家的保护。白罗斯和西方世界陷入严峻对峙状态中，甚至不惜将中东地区的难民引入欧盟国家进行报复。在外交上走投无路之后，卢卡申科开始高度地依赖俄罗斯。而俄罗斯趁机对白罗斯施压。俄方一直希望上世纪90年代就提上日程又裹足不前的俄白联盟国家再进一步，并且依靠白罗斯的支持使得俄军的颓势发生决定性的扭转。曾经卢卡申科嘴硬，不愿意因为和俄罗斯一体化放弃主权，而且他知道卷入战争无异于接下烫手山芋。但现在他只能服软，在战争中满足俄罗斯的种种要求，并且开始大举建设俄白联盟国家的武装力量——区域联合集群。2月24日，战前在白罗斯进行军演的俄军从乌克兰边境地区出发袭击基辅。此后白罗斯为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将白罗斯领土提供给俄罗斯打击乌方目标，为俄军提供军用设备维修和医疗服务，成为实际参战方。但卢卡申科至今都死握底线，不愿直接派兵正式参战。俄白一起组成了一座世界的孤岛。

如今，2020年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基本已经离开白罗斯了。曾经人潮汹涌、旗帜飘扬的明斯克街头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事发一年之后，当大家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的时候，白罗斯公共部门突然迎来了大规模的审查和清洗，许多参加过示威的人被解雇、逮捕、拘留。到了2022年，个别留在国内的人还在持续被捕。很多人哪怕已经逃离，也小心隐瞒身份，不愿意被称作activist，也不愿意面对媒体。2023年2月，卢卡申科宣布号召流亡者回国。他否认外界关于流亡者多达上百万人的说法，认为只有几千人。他称“有情可原”者递交申请后将有机会获得赦免；而剩下的人，“他们知道，我们迟早会找上门的”。

▲ 2020年8月26日，白罗斯首都明斯克，大批民众参与反政府示威。

Dasha参加过2020年反卢卡申科的示威。当时，她没有参与任何反对派社会组织，自愿走上街头。她告诉我，2020年从8月到11月，她每个周末都去参加游行。

“明斯克200万人口，最多的时候有20万人一起走上街头，你能想象吗？我们那时是多数派！我们手持旗帜和鲜花，没有人推搡、打碎玻璃，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和平的示威了。”

11月的一个周日，Dasha和丈夫、姐姐三人一起去示威现场。据她讲，当时她丈夫站在她和姐姐中间，三个人并排往前走。一辆军车迎面开过来，朝人群里发射高压水枪。Dasha三人反应慢了，被一下子逼到了两座大楼之间的一个胡同里。警察冲上来，直接带走了她丈夫。

“本来我们三人都有可能被带走，但最终只带走了我丈夫。他过了几天就给放出来了。谢天谢地，没有受到什么虐待，没有受伤。这已经是很好的情形了，还有糟得多的……”

Dasha在IT行业工作。由于俄乌白这些国家能够为西方企业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大量外国IT企业来这里招工。IT行业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求职领域，也一度成为白罗斯经济的重要驱动力。用Dasha的话说，唯一还赚钱的行业。这里诞生了当代俄乌白的中产阶级。而且人们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不受空间限制，就可以工作。这也使得IT从业者比其他人更容易移民。在制裁冲击和外国企业的封锁下，IT行业从业者大量流失，导致2022年IT产业对白罗斯GDP增长的贡献为负值。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十月街的一个咖啡馆。这里曾经是一个艺术街区，当时拥有明斯克最主要的两个现当代艺术中心，一个是美术馆Ў Gallery，另一个是文化中心OK16。Ў是白罗斯语区别于俄语和乌克兰语独有的字母，这样的名称本身就蕴含着反抗的意味。2020年以后它们全部关闭。如今这个艺术街区只剩下酒吧和咖啡馆，和建筑外墙上大幅的涂鸦作品，人迹寥寥。有几次，我一个人走进凋敝废弃的建筑物内部，试图在密密麻麻的涂鸦中找到那场失败的革命留下的痕迹，如同尝试破译密码，却一无所获。这里连半句标语、半个反抗的字体都没有留下。当年的风起云涌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完全抹去。据Dasha讲，OK16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均被捕入狱。而Ў Gallery的核心艺术家团队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继续活跃，现在还在instagram上更新动态。同样关停的还有位于Masherova街区的文化中心Korpus。至此，明斯克最主要的公共文化空间全部被窒息。

Dasha跟我抱怨明斯克如今文化生活的枯竭，优秀人才大量外流，公共空间凋敝。她谈起明斯克市民所钟爱的扬基·库帕拉剧院，由于剧团主要成员纷纷离开白罗斯，老票友们已经不愿再光临这里。另有一名白罗斯国家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告诉我，由于疫情、抗争行动和战争的连环打击，大剧院同样失去了大量精英舞者，团体水平因此大打折扣。疫情期间，舞者得不到国家的正常资助，训练受到影响。战争打响后，乌克兰裔的前独舞演员选择了愤然离开。更别提2020年的事件。没有哪个文化圈能够在这些接连发生的疯狂中幸存下来。

两年前的总统选举，加上战争带来的征兵可能，使得Dasha和丈夫选择离开白罗斯。他们在格鲁吉亚躲了2个月。经过边检的时候，为了躲避海关查验，两人把手机里关于2020年的记录删得一干二净。然而在国外就业和生活仍然存在问题。尽管Dasha在IT行业工作，只需一台电脑就能办公，但她丈夫不行。后来白罗斯局势相对稳定，没有像俄罗斯一样发起征兵，他们就又返回了明斯克。Dasha说，如果真的征兵，他们就完全不打算回来了。

▲ 2020年8月6日，白罗斯首都明斯克，一辆巴士搭载士兵前往市中心的反对派示威场地。

白罗斯著名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由于2020年反对卢卡申科，也成为官方眼中的异见者。她流亡德国，现居柏林。而她的作品在白罗斯已经成为禁书。我带着“挑事”的心态，第一次走进当地一家书店的时候，就故意问店员有没有她的作品。店员是一名中年女性，她拨通了老板的电话后告诉我，每本售价40卢布（相当于人民币100元不止），因为禁书不好买，得调货。在另一家书店，进门最显眼的文学区货架，摆放着俄文版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全套的作品，俄罗斯出版。店员笑着解释：“是禁书，但我们又拿出来卖了。”

私营书店对于谈论和出售禁书并没有那么禁忌，对于政治议题最讳莫如深的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果公开表达异见，一经举报，会导致当事人面临被撤职甚至被拘捕的风险。Liudmila在当地一所大学担任辅导员，四、五十岁上下的年纪，待人友善而热情。听到我的采访请求后，她面露难色。对于2020年的事件，她只转述了当年对自己女儿说过的话：

“我跟她们说，只是出于一个妈妈的心愿：不要上街，不要去参加任何游行，不要因为这个把自己的一生毁掉。真的，这不是教训孩子，我作为一个母亲就是这么想的。”

乌克兰同事Evgenia问我，白罗斯人是怎么讨论战争的。我说现在是敏感问题，人们不会轻易开口谈。她说，白罗斯人可能是害怕吧。这就是乌克兰人看不起白罗斯人的地方。我说，他们2020年也尝试过，但是失败了。毕竟白罗斯和乌克兰国情不同。她说，他们怕得有道理。但是2月24日之后我们都不带害怕的。我心里想，那不一样。面对外敌同仇敌忾孤注一掷和面对铁拳深深的恐惧那不一样。但我没说出口。

普通人的政见分歧

我不赞成Evgenia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那些有正义感的白罗斯人已经为对抗这场战争做了最大努力。开战三日后，2022年2月27日，在白罗斯举行了修宪公投。经过公投，白罗斯宪法中取消了中立国和无核国家地位，为进一步介入战争做了立法上的准备。这一天，白罗斯人再次为反战走上街头，高呼“白罗斯人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可惜，据Dasha说，这次的情形比2020年还要糟糕，警方早有准备，出动了特种部队，连人群聚集都不可能。而且再次发生了对示威者的大规模拘捕，逮捕了近千人。

社会组织BYPOL为了避免俄罗斯的武器装备通过白罗斯运往前线，组织了当代白罗斯版本的“铁道游击战”。战前，俄白两国举行的“联盟决心-2022”联合军演是俄乌战争的前兆。2022年1月，白罗斯人就开始以炸铁路的方式阻止参与军演的俄军及其装备进入白罗斯领土。战争爆发后，这样的破坏铁路事件又发生了几次。这些activists被捕后以策划和参与恐怖袭击的罪名被起诉。而在俄罗斯，从2月24日开始，示威和拘捕的消息就在持续传出。9月21日，普京宣布征兵当日，大规模的抗争行动再次在全国各地爆发。

当然，坚决反战只是一部分人的观点。这场战争到底为什么发生？白罗斯是不是参加了这场战争？普通人对现状持什么立场？这些问题我不仅没有从人们那里得到一致的答案，准确说没有听到过两个相同的答案。在隐形的战场——信息战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选择。我在访谈中遇到过俄乌白各国人，唯独没有见过一个为战争叫好的人。人们不想失去土地、亲人和自己的生活，也不想成为侩子手。

▲ 2022年6月25日，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当地乌克兰难民和离散族群到广场上集会，声援正被困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军士兵。

Olia和Masha都是俄罗斯一所大学的新闻系学生。Olia即将毕业，已经开始在媒体行业工作。她参与制作了一档播客，叫做“移民综合征”。播客虽然不直接讨论政治议题，但有一个政治背景——战争和抓壮丁式征兵在俄罗斯掀起的移民潮。“润”从来不是一个随便就能做出的选择，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适应问题。这给了Olia做播客的灵感。她决定从心理学角度切入，帮助那些打算和已经移民的人群。我在Olia的推荐下，去听了她的播客。播客主持人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他会以独白，或者跟这些俄罗斯移民连线的方式，探讨一些心理议题，比如决定离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如何面对和家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还有如何适应在国外的生活等等。

战争导致俄罗斯对新闻媒体和互联网长期以来的审查进一步强化，甚至出台了所谓的“战争审查法”。俄联邦通信和媒体监督局要求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只能援引官方发布的信息。Instagram、twitter和facebook被封禁。媒体不得使用“战争”一词，只能说“特别军事行动”。除了媒体记者和文化界人士，普通人也因为在互联网上发布反战言论遭到刑事立案。

我起初在讲话时会小心翼翼，避免冒犯任何一方，没想到Olia和Masha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反对战争”，令我立刻放松了下来。Olia和Masha的反战立场主要基于功利主义的观点。她们认为侵略战争、攫夺领土没有使得任何人获益，包括俄罗斯人。在言谈中，她们也仍然按照俄罗斯人的习惯将乌克兰称为“на Украине”。对于乌克兰人，在国名前使用介词на具有贬低性的含义，暗示乌克兰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仅仅是帝国的边陲。与她们类似的是白罗斯青年Albert，他告诉我希望乌克兰获胜，这样就可以动摇普京和卢卡申科政权，让俄白两国有希望迎来民主自由。并非所有反战者都能对乌克兰所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

Olia和Masha告诉我，虽然俄罗斯拿回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但这些地方在俄罗斯治下并没有繁荣起来，人们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因此毫无意义。她们还向我历数一系列发生在俄罗斯的战争后遗症：通胀、生活水平下降、进口店关门、从业者失业，普通人还面临被征兵的风险。她们抱怨在俄罗斯没法逛Zara和H&M，吃不到麦当劳。Masha说：“西方人为什么要制裁我们呀，战争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没法上街去抗议，只会被抓去坐牢。”

Olia的妈妈是村里的护士。当地还专门为她开具证明信，证明必须留她在村里工作，避免征召她去前线。这使得Olia的妈妈躲过了一劫。而两人的校友中已经完成大学学业的，已经有人被迫奔赴前线。此前，俄罗斯的征兵政策强调不会拿大学生开刀。如今，由于前线兵员的短缺，征兵限制持续松动。一些大学开始对学生进行兵役登记。更多人面临被抓壮丁的命运。而且被征兵还只是一切麻烦的开始。媒体和网络持续曝出困难家庭的男丁被征兵，导致家人状况雪上加霜；前线的兵员抱怨被拖欠薪酬、缺少装备、后勤供应不足、频繁调度、死去的战友无人收尸；甚至有人因被征兵而无望自杀。“人就像耗材一样，战斗到最后一个，然后再送新的过来。”在白罗斯，虽然没有开始军事动员，而人们对此不无忧虑。不希望自己和亲人上战场成为很多人反对战争的理由。我跟他们说有些中国人比俄罗斯人还支持战争，供她们一笑。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未来怎么选，似乎是比反战更为复杂的问题。Olia说，如果纳瓦尔尼和普京同时出现在选票上，她会选纳瓦尔尼。但她又觉得纳瓦尔尼并不是理想的候选人。“他也很专断，为了迎合支持者说一些很绝对的话，这跟普京本质上没有区别。”正说着，Olia指了指Masha，笑着说：“她可喜欢普京了！”我有点惊讶。

Masha支持普京的理由在于，普京将90年代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带出了混乱状态的泥潭，并一度依靠高油价实现了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来看，俄罗斯正在倒退回发展前的状态，选举舞弊对于普通人而言也并非秘密，但人们依旧觉得没有除了普京更好的人选，甚至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普京的俄罗斯。下一任有可能更糟，或者只是普京的延续。这其实正是当下很多俄罗斯人的想法。

战争威胁的不仅是乌克兰人的生命安全，也使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公民生活在风险之下。来自别尔哥罗德的Nikita告诉我，那天他不仅能听到轰炸声，家里整栋楼都在晃动。新闻报道中不断出现关于边境地区俄罗斯居民死伤的消息。据官方统计，别尔哥罗德州截至2023年2月已疏散当地居民3700人。

▲ 2022年7月3日，俄罗斯边境城市别尔哥罗德（Belgorod），一个燃料库存被乌克兰炮弹击中炸毁。

当我问起Nikita和Andrej对于战争的看法，看得出来，不同的身份背景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存在异议。但两人的讲述很谨慎，相互避免争议。Nikita中途离开之后，Andrej才开始真正对我敞开心扉。Nikita表示持中立态度，同时他又强调自己没法自由发表意见。毕竟是代表自己的大学来白罗斯交换，如果讲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会被追责。Andrej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如果要说我自己的立场的话，首先，我们聊天的这会儿时间可能已经死了50个人了。”

在采访中，无论俄罗斯还是白罗斯人都提到了和军事的战争并行的信息战。人们对各方媒体都有种直觉的不信任，同时又因为不知道谁是可靠的消息源而感到迷茫。有的人因此而投向阴谋论，譬如认为决定战争起止的真正幕后主使和受益者是军火商，或者认为西方在2014年以前已经策划好了今天的战争，栽赃给俄罗斯。还有人因此产生了一种无力感，认为政治完全是精英游戏，普通人没有办法理解，只能选择承受后果。Andrej认为自己既从内部了解乌克兰，也从内部了解俄罗斯，所以很早就学会了自己去分析得出结论。

作为生活在俄罗斯的乌克兰族，Andrej的处境似乎并不轻松。看得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已经习惯了隐忍政治环境带来的压力。用他的话讲，在今天的俄罗斯，得学会“像外交官一样讲话”。Andrej中学时读的是俄罗斯的军校。2014年乌克兰尊严革命爆发，随后普京宣布出兵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以先占领后公投的方式加入俄罗斯领土。那时Andrej只有14岁，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军校毕业后，他放弃了儿时当兵的志愿，选择了读大学。

除了大学生，Andrej还有一重身份——别尔哥罗德区议会下设青年议会代表。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方面也成立了很多人道主义援助中心，帮助受战争波及的人，其中也包括从乌克兰东部逃离的乌克兰人。青年议会也参与了这些援助倡议。许多大学生在援助中心担任志愿者工作，为难民发放生活物资，还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提供心理援助。Andrej告诉我，虽然是国家倡议，很多时候援助者都是自掏腰包在做事。

我问Andrej未来是否还想回到乌克兰。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说到乌克兰……让我想到的是母亲的感觉。乌克兰人热爱自己的土地，而且热爱自由。俄罗斯人的历史上都是沙皇，但乌克兰人有哥萨克。如果哥萨克人不同意，就会把他们的首领盖特曼废掉。如今很多人不读历史，但历史都在我们的血液里……看看现在的这位，已经当政20年了。你想想，沙皇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和鞋子？”

Sergei是一名白罗斯的职业舞者，家在位于俄乌白三国边境的戈梅利州。他告诉我，他在戈梅利的住所就位于机场旁边。开战之初，在屋内就能听到军机和导弹的声音。作为体育舞蹈的从业者，Sergei的职业生涯就是由一场接一场的比赛组成的。由于世界各大体育舞蹈协会的总部都设在欧洲，战争爆发后，各舞蹈协会对来自俄罗斯和白罗斯的舞者不同程度地实施了禁赛政策。部分赛事虽接收白罗斯舞者参加，但只能以个人名义，不能代表国家参赛。这与2022年冬奥会对俄罗斯选手的政策一致。Sergei和他的队员目前参与的基本上都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国内的比赛。对于制裁的影响，Sergei不以为然。他每日的生活照旧：训练、教课、比赛。对于战争，Sergei说他不持任何立场，并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没有精力去搞清政治议题的来龙去脉。他说，舞蹈是一项烧钱的事业。如果白天一整天的训练之后，晚上还拿着手机看这些新闻，整个人得发疯。我本来想问他，一旦开战，他会是理想的征兵对象，怎么办。看他快要发疯的样子，就没开口。

“能逃到哪里去呢？白罗斯就这么大一片地方，在哪里不是一样。难道要举着标语上街去示威吗？然后立马被抓起来？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选择等待。我觉得这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会解决的。”

从Sergei的家乡戈梅利到基辅的距离比到明斯克还近，他从小就往返于白乌两国之间。但他同样无法理解乌克兰的尊严革命。用他的话说，“乌克兰人的思维很奇怪。政坛全是寡头。一群民族主义者上街游行，可能是受了宣传蛊惑”。

▲ 2023年2月1日，乌克兰与白罗斯边境防线，一名乌军在战壕里站岗。

尽管想要远离政治，政治却没有绕开他走。为了缓解制裁带来的财政危机，国家对经济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强化，白罗斯的税负持续攀升。国家征收各类税费的基准值在连年上升，从2022年1月的32白罗斯卢布上调至2023年1月的37卢布。2023年1月起，国家再次上调了小企业的所得税。大量店铺由于承受不了税负关停，有的经营者选择了离开白罗斯。俱乐部作为注册的私营企业，负担也日益沉重。这给Sergei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为此，他表示心情很差。

“俱乐部今年开始要缴20%的税了，去年还是16%，这还不包括租金的。我觉得肯定和战争有关系。这20%的税已经够我烦的了！”

理发师Nadja告诉我，税负让白罗斯的很多经营者难以为继，最终选择离开。她自己也攒下了一笔钱，以备不时之需。她在波兰的朋友已经在招呼她过去。

“不止是营生的问题。留在这里，道德上会有负罪感。这本不是谁的错，但结果就弄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关于“道德上的负罪感”，印象中我在白罗斯不止一次听到过。

辅导员Liudmila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她告诉我说，之前有几个学生因为政见不合吵起来了，当时她参与了调解。“我跟他们说，出门在外，不要与人争吵，真的没必要。白罗斯人是温和包容的民族，我们只想捍卫自己，从来不愿意去侵犯别人。”她还建议我给这盘文章加一个题词，“就用白罗斯国歌的前两句——‘我们白罗斯人是和平的民族，我们的心献给祖国的土地。’我觉得再贴切不过了。”

尾声

从明斯克到基辅，只有短短一个小时飞机的行程。但在国境线的这一侧，我仍然难以真正想象乌克兰人所经历的日日夜夜，他们所感受到的希望与恐惧。因此，在采访和初稿写作完成之后，我还是决定请乌克兰学者朋友Evgenia谈谈自己的感受。她这样写道：

“有时我在想，等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要写一本书，记录下过去这一年经历过的一切。但我知道这不可能。因为首先，我没有力气再去回忆这一切，甚至连两行字都写不出来。其次，甚至等到我们头顶不再有炮弹落下，最后一个俄罗斯士兵被逐出领土的时候，这场战争永远都不会结束。还有数十万人残破的命运、被摧毁的城市、丢失的生命。有人说战争会在几个月后结束，有人说，得过上十年。但这都不重要，因为我们没有胜利日——战争不会在一天内结束，不会以一场大仗结束，以正义战胜邪恶的方式结束。那些都是电影里的情节，但不是现实……”

“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我担心的是其他所有人——我们怎么能带着这么巨大的创伤继续活下去？我已经无法想象没有战争的日子，正如一年前没法想象战时的生活。我心里的空洞如同被炸毁的马里乌波尔一样大，但我还活着，因为还有人需要我。我们会一起哭一阵，擦干眼泪，然后继续工作，继续活下去。我们还将制定未来的计划，并再度回忆起过去……遗憾的是，那些从我们这里被偷走的生命和时间，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在国境线的这一边，我看到的是，创伤也同样存在于被迫成为“加害者”、“众叛亲离者”的人们身上，尽管它和被炮击和亲人失散的恐惧无法相提并论。这不仅因为三个国家的命运被历史紧紧缠绕在一起，被血缘捆绑在一起，更因为这场战争没有获胜者。俄白两国都正在走向自己历史更深更黑暗之处：社会丧失了活力，空留一架政治机器，依靠高压和强权在勉强维持运转。而无数的普通人，不论他们怀着什么样的政见，或粉身碎骨，或弯曲了脊梁。正如Evgenia所说，战争没有胜利日，胜利日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憧憬。于乌克兰是如此，于我们都是如此。